分家析产协议效力优于法定继承 作者：未知     时间：2020-10-29    来源：上海房产律师崔萍

【要点提示】

分家析产是赠与与家庭共同财产分割两种法律行为的结合。如果用于分家的财产属父母所有，则属父母对其所有的财产以赠与方式处分的问题;如属家庭成员共同所有，则属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问题;如家庭财产中既有父母所有的财产，又有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则赠与、分割均包括在内。

据以研究的案例

沈某与朱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四个儿子，分别为：沈大、沈二、沈三、沈四。

1999年2月27日，沈某夫妇主持订立《分家契约》，其中第一条约定，关于房屋现有老房十间，归沈大一人名下永远为业，下余三间房基之地归沈四所有，如沈四没有经济能力翻盖，可由兄弟四人平均花钱给盖，老人百年后此房归沈四所有，沈大、沈二、沈三、沈四均在该分家契约上签字确认。后沈大对老房八间进行了翻建，并在西边留有三间房的宅基地。2016年，沈四在该三间房的宅基地上建正房三间(即本案诉争三间正房)。2017年左右，沈某、朱某夫妇搬到诉争三间正房居住。2018年1月31日，朱某去世。现沈某起诉要求继承诉争三间正房中朱某的遗产。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沈某家庭原有老房十间(含西边牲口棚两间)，1999年沈某夫妇主持分家并签订分家契约，对诉争房屋归属进行了约定，且涉案当事人已实际履行，现原告沈某起诉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故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分家协议是什么性质，有何种法律效力，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比较常见。之所以没有规定，是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一旦产生纠纷，法院就不能以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依法作出裁判。通常来说，分家协议是指家庭成员在父母的主持下就家庭财产的分配所作出的约定。由于家庭财产通常是父母子女的共同财产，而分家协议又是将家庭财产分配给子女，所以分家协议一般含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将子女自己的财产份额分割出来，并通过分家协议进行确认;二是将父母的财产份额分配给子女。而后者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赠与型、二是遗嘱型。其中，赠与型分家是指父母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子女，交付财产后父母不再享有财产权利;而遗嘱型分家则是指父母在分家协议中表达去世后的财产分配意向，通常表达为“某某财产在我百年之后归某某子女”，涉及的财产在父母生前仍归父母所有，父母生前还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变遗嘱内容，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

具体到本案中，沈某以法定继承为案由，要求继承诉争三间正房中朱某的遗产，应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诉争的三间正房是否是遗产。二是能否主张法定继承。本案关键还要看分家协议是什么性质。如果分家协议是赠与型的，沈四则可以因赠与获得了诉争房屋及其宅基地的使用权，沈四的翻建行为也表示完成了房屋的交付以及所有权的变更。但如果分家协议是遗嘱型的，则沈四并不能因分家契约的签订而取得房屋所有权，因遗嘱发生效力还需有另一个要件，即立遗嘱人死亡。沈四在诉争宅基地上建房，仅为添附行为，可以要求补偿。本案中，《分家契约》约定“老人百年后此房归沈四所有”，属于遗嘱型分家协议，尽管有沈四的翻建行为，但仍属于沈某夫妇的财产，其中有朱某的遗产份额。那沈某可否以法定继承主张分割呢?答案是不可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该分家契约是遗嘱型分家协议，有遗嘱的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嘱继承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因本案朱某已经对诉争房产进行了处理，以《分家契约》的形式留有遗嘱，故沈某不能以法定继承为案由，主张继承朱某的遗产份额。

更多法律咨询，请拨打郑学知律师团队电话：

郑学知律师 18086101715

江修成律师 18672785886

金婉律师  18627034321

张飞律师  13647201726

王小欣律师  13419629695

张亚玲律师  17671398949

龙铖律师  18062853582

【免责声明】：郑学知律师团队对转载、分享的内容、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真实可靠性或完善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供读者参考!

【版权声明】：本文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在30日内联系删除!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同时，部分文章和信息会因为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变更失去时效性及指导意义，仅供参考。